May 21, 2012

  • PhDebriefing 1.1 – 為名?

    家父是一位醫生。自我年幼開始,就發覺每次他打電話去餐廳訂座的時候,都會留名說自己是「方醫生」。當別人稱呼家父為「方先生」,家母也會作出慣性的糾正。縱然,有些人會覺得這有點麻煩,甚至討厭,但大部分人都是接受的。 未知是否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意識,就算沒有興趣當醫生,也不要當一位尋常的「方先生」。

    於是,不知從何時開始,我覺得以自己的性格和興趣,做個「方博士」/「方教授」也是一種可能性。不過,對於我來說,最「型」的不是有人「教授」前、「博士」後的稱呼,而是明明在名片上有個「PhD」跟尾,卻滿不在意的叫人(包括學生)稱呼我「Arnold」可以了。但其實種種虛榮已經盡在不言中。

    這是我十多年前的一些幻想。如果真的只是一個名銜就能令我衝去讀個博士,就不會等到三十多歲才行這一歩。

    說回當今的世界,當今的香港,如果想「出名」的,讀個博士的確是其中一種方法。始終,傳媒上經常有機會需要請貌似中立的學者為時事解畫。只要你願意,作為學者的絕對有機會可以經常在媒體上暴光。再加上一個人氣網誌,寫寫專欄,書店很快也會有你的作品出售。賣不賣樣,也是你的個人喜好。這就是近年所謂的「公共知識份子」。當然,他們的出現也不光光是為成名的。有事,他們的確是想自己的學問得到普及。名氣,有人是刻意經營的,有事也只是推廣學問過程中的副產品。
     
    不過想說,這並不是大部分學者所走的路。這是一條怎樣的路?在日後的章節裡會慢慢解答。


    Up one level: PhDebriefing 1.0 為甚麼讀博士?

May 14, 2012

  • 原點回歸 再發射

    大概沒有人想過,路會是這樣走。更加沒有人能夠解釋,人是如何能夠同時走到曾經熟悉和仍然未知的兩個地方。

    偏偏這情況出現了。

    熟悉的,是我曾經工作的樂施會。曾經的短短一年半,可能是我在歷年工作中所學到事情最多的一年半。記得當時走遍天南地北,到過災區做救援,要在短短時間裡作出行動;也到過回族、藏族的地區,讓自己那被信仰蒙蔽了的思想受到衝擊。不過,因為身心都難以適應出差頻繁,還有對自己救災工作表現的懷疑,決定轉職。一句總結之,當時年輕,加上本身學歷背景的偏差,對那工作實在未有做好裝備。

    之後的工作經驗和進修,有助讓我找到問題所在。認識到的可能不是問題的全部,但最少解開了自己當時的不少疑團,也為當時很多人云亦云的工作手法提供了理念上的解釋。也許當時覺得做得不好的,或者糊裡糊塗墨守成規的,今日我會更懂得思考,用更有效果的方法重做。

    不過學習中遇到的,除了過去的場景,還有將來的場景。未知的,是朝鮮這個封閉的國度,一個我期待已久的目的地。 在寫論文的過程,讓我意識到我最強的可能不是做一個學者,解釋這、解釋那,我更想的是與人一起解決問題。最近受香港電台所托到福島核災地區採訪,讓我認定了自己還是發展救援這個行業的人。就如之前所說,學過韓語,研習過朝鮮的救援工作環境,也研習過糧食問題與管治的關係,一個難得的機會就在我面前出現了。

    如果要等自己取得學位,恐怕機會就在我面前溜走了。我決定把握… 就是這樣,三年進修之後的第一份工作就要開始了。六月份,我會先在日本開始遙距工作,十月就會回歸香港,在闊別了八年的樂施會負責朝鮮救援發展項目。 當然,這同時是一個冒險,一個充滿荊棘的旅途。 

    曾經對人說,我不是沒有腳的鳥兒,但總覺得自己是登上了永不降落的飛機。 終於,我可以回歸本來出發的地方,一個自己成長過的地方。不過,回歸是一個再出發的過程,那地方也是一個火箭的發射台。期待我會像衛星一樣的發射升空,越過平常人無法攀越的障礙,探測更遙遠的未知世界!
     


May 13, 2012

  • PhDebriefing 1.0 為甚麼讀博士?

    其實,想讀博士並不是最近幾年才有的想法。早在讀大學的時候就有這樣的念頭了。

    當時,記得已經有幾個原因支持自己的想法。首先,當然覺得在自己的名字後面加上「博士」是多麼了不起的事情。其次,當然也覺得自己會喜歡做教授的工作。一方面,覺得教書是為社會服務,另一方面,以當時情況來說,其實那亦是相當穩定的職業。人決定進修,總有一部分是為名(1.1)、為利(1.2)的。到底當中的理想與現實是如何,我會在這部份回顧一下我這幾年間的看法。 

    不過,即使難免想到將來的工作,其實自己也是對於學問有好奇心的一個人。一旦決定對一件事情作出探討,其實也想深入鑽研的。因此,讀博士不是為一個好方法,我會說這是為學問而學問,也可以說是無為而讀(1.3)。

    然而,是不是自己想看甚麼書就看甚麼書,這樣過了幾年就能取得博士學位呢? 當然不是。其實,完成博士研究是很講求系統和紀律的一件事,而且很需要耐力和堅持。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如果想完成的,總需要進入這樣一個鍛鍊自己(1.4)的過程。不過,我覺得這對於將來出來社會工作,甚至是自己與周圍的人相處也是有益處。

    其實,做了幾年工作才回歸學園讀博士,總會有人懷疑我是否厭倦了工作的世界,想稍為逃避現實(1.5)。我看也不一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我確實是看見這社會裡,這世界裡有可以變得更好的事情,而學術上的著作有對於幫助改善社會和人類整體的將來,亦能夠作出一點點的貢獻(1.6 / 1.7)。不管這貢獻是怎樣的微少,做學術的人都必須對自己工作的價值有所掌握。不然,就沒有原因做下去了。

    為甚麼讀博士,原因可以有很多。 不知如果你是在考慮的,我又說中多少呢?


     Up one level: PhDebriefing 0.0 如何開始回顧?

May 8, 2012

  • PhDebriefing 0.0 – 如何開始回顧?

    論文還在修改,這麼快就開始回顧博士生涯,會否早了一點?早是早了一點,但獎學金還有四個月就沒有了,到時不論畢業與否也會重投社會工作,因此,趁我有能力去回想這三年的人與事的時候就開始吧。

    要寫的話,總有很多方法。今天,就來規劃一下應該怎樣寫。我想,我會跟以前一樣,用企畫形式去寫。不過,這個名為《PhDebriefing》的大企畫將會由幾個小單元組成。我想到的藍本暫時如下,相信日後還有更改的。

    1. 為甚麼讀博士?  / 當日想到讀博士的原因,相信跟幾年後得著的一定有所分別。另外,讀博過程中,也會遇到各式各類的人,他們也有他們自己選擇讀博的原因。
    2. 國際關係:值得讀嗎? / 香港人永遠不會當上外交官,除了像某些高暴光率的明星學者一樣評論天下事之外,還有甚麼原因要去讀國際關係嗎?
    3. 難頂篇:也有想退學的日子  / 相信這個不用我多加解釋。一個博士生苦不堪言的日子多的是,要回顧有代表性的Bad day倒是有點難度!
    4. 日本留學:有辣有唔辣 / 很多朋友都奇怪我為何會選擇到日本留學,因此也用一些空間介紹到日本留學的苦與樂、利與弊。其實日本是一個很歡迎留學生的地方呢!
    5. PhD… So what? Then what? / 有了博士學位也不代表你是人中之龍。不論拿到證書還是拿不到證書,生命也要繼續走下去!到底是要當個學者,還是考慮其他進路?歡迎在這裡跟我Think aloud!

    以前的文章一般會寫1000字左右,但這次會以400-500字短文的形式進行,以令自己在論文衝刺階段仍然能繼續寫作。另外,即使上面定了五個單元,也不代表我一定會由1順序寫到5,想到適合的題目,也可以隨時插入。歡迎大家多點提問,多點互動!如果大家有特別想知道的也可以提出!See you next time!


May 6, 2012

  • 那神祕地方 那神祕力量

    記得是五年前,在瑞士工作的日子,事情開始有點不對勁的時候。 有一天,突然決定將網誌的名稱改了,找尋我認為更重要的故事。

    我跪下來,求神讓我知道那個故事是甚麼。

    過了幾日,突然發燒了。躺在病床上,在YouTube找到關於北韓飢餓、貧困人民生活的紀錄片,然後看了一整個下午。

    一看就是幾個小時。睡醒一覺之後,第二天我感到有一股力量要把我推向那神祕地方,要我為那地方做點事情,即使只是多寫幾個故事。

    我不知道我能作的是甚麼,只知道我不能立刻出發。我要裝備自己,我要先認識那神祕的地方。

    於是,我開始學習他們的語言。後來更把握到南韓做研究的機會,更到北韓走了一天,寫了一篇關於南韓對北糧食援助的論文。

    甚至讀博士選了國際關係,某程度都是因為那股力量。

    因為怕不夠資料不能畢業,決定繞個彎,先研究別國的糧食問題。到研究差不多完成了,那股力量還是把我推回往那神祕地方的路上。
     
    如能完成博士課程,當個學者是理所當然的事。怪就只好怪那是一個過度令人謙卑的過程,我沒有當學者的信心,更遑論是一個有足夠份量踏足那國土的學者。 

    驀然回首,卻遇上了機會:一個我熟悉的場景,一個我相對熟練的身份。

    就像一個離開工場數年的老木匠一樣,工具拿上手還是不會太過陌生。就算需要時間重新熟習,往日種下的感情早就把人和事連在一起了。

    只要情況允許,當日我認定為重要的那個故事,就會跟我人生的故事接上。還有數天,通往自己未來的大門可能要被打開了。那就是通往那神祕地方的門嗎?

    May the Force be with me.


     

May 2, 2012

  • 兩座堡壘:關於版權修訂

    昨日跟一位傳媒朋友吃午餐,閒談間被問及對版權修訂的一些看法。覺得值得將觀點整理然後在網誌上跟大家討論一下。

    我將「二次創作」形容為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日益縮窄之下市民需要守護的一座堡壘。特別是當今社會發聲困難,面對需要急需動員民意的情況,利用流行文化產物加以修改,以令社會議題能喚起市民注意實在是無可指責。即使個人覺得網上流傳的部份「惡搞」圖片所用字眼不甚認同,但在日益縮窄的發聲空間下,還是認為保留這個發聲途徑有助保障市民的言論自由。

    不過,對於售賣影音軟體產品或執行音樂版權收費的業界人士來說,他們遇到的卻是另一個威脅。資訊科技日益發達之下,他們本來可以從產品售賣或在公開場所播放音像而獲得的收入也變得不受保障。「版權制度的完整性」變成他們在者夕陽下需要守護的一座堡壘。這個也可以理解,要是有市民將一首流行音樂作品,只刪改頭尾10秒然後說成是「二次創作」,然後放在網上流傳,這就是一個新的法律漏洞了。

    兩座堡壘,如果只能完整保留一座,我們應該怎樣取捨呢? 一下是我個人的少少分析。

    首先,如果判斷的準則是兩座堡壘分別保護的人數多寡,那麼我們應該保護的顯然是言論自由的堡壘。香港差不多全部人都有透過二次創作發聲的權利,然而只有少數人可以透過音像作品獲得收入。 站在法律受益人數的多寡而言,可謂高下立判。

    然而,這會構成因為多數人的利益而打壓了少數人的意見嗎?在這情況下,我們需要看看兩座堡壘保護的分別是怎麼性質的利益,而版權修訂對兩種利益所帶來的又是怎樣的影響。

    言論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然權利之一。它跟人身、通訊、結社等等的自由是同等的。所謂「不自由、毋寧死」,沒有了言論自由,人的生命也會失去意義。如果版權修訂將二次創作刑事化,最大的影響就是它將為當權者帶來多一個途徑打壓言論自由。我個人深信,版權法修訂並不能完全堵截二次創作,政府只能選擇性執法。在這情況下,遭殃的顯然就會是創作內容對於當權者的權力帶來最大威脅的那些作品。

    至於版權制度,它維護的是部份人的財產權。版權制度的創立,可以鼓勵原創,確保創作人可以得到應有的報酬。不過,這種財產權利某程度卻是科技創新之下的產物,而且制度提供的保障多寡也是一個需要社會共識的課題。個人相信,二次創作對於因為版權而產生的財產所構成的威脅並不嚴重,就連周博賢等一班音樂人也發起聯署,對二次創作表示支持。由此可見,即使業界對於這課題的意見也不盡相同。

    作為半個創作人,其實我個人認為音樂業界早就應該更新自己對於版權、收入等等的思想方式。MP3、網上音樂檔案的出現,已經是超過10年前的事了。部份業界人士反對二次創作,其實只是他們反對音像創作在網上免費流傳的一個伸延。

    如果只說音樂,其實自古以來它就是免費的。從來都是雅俗共賞,然後由能夠負擔的看官出資去支持創作人及表演者。錄音科技、唱片的出現,可以說是帶來了數十年的黃金機會,但畢竟這種「財產權」只是一座由沙石建成的堡壘。當結構經不起時代巨輪的考驗,也許業界歸咎於科技、法律和制度同時,而應該問問自己為何無法製作出能夠感動看官消費的作品。

    因此,當兩座堡壘只能完整保留一座,無論看的是保護的人數多寡,還是它們分別保護的利益本質,其實我們應該維護的都是日益縮窄的言論自由。版權法修訂中騰出空間予二次創作,將會對言論自由帶來的長遠而廣大的保障。大家也支持吧!

     


    P.S. 其實單從自己去年以Creative Commons形式發表多媒體作品《冬密語》,就知道了自己跟部份業界對於版權的看法頗有出入,甚至認為對方的堅持已經過時。雖然對於網上某些惡搞作品真的不敢恭維,但與其維護自己也不太在意的少數利益,倒不如站到大眾言論自由的一邊。這篇文章,也是說服自己的一個練習。

April 18, 2012

  • 這麼遠,那麼近

    在那邊,那國家繼續有人飢餓、逃亡。
    在那邊,那國家的統治者去年駕崩了,權利的世襲轉移尚未穩定。
    在那邊,那國家沒有錢把國民餵飽,卻有錢發射火箭。
    在那邊,一直強大的敵國決定中斷本來準備給與的援助。
    在那邊,日漸強大的鄰國也開始亂終棄,不予遣返逃亡的難民。
    在那邊,那國家情況繼續不堪、繼續封閉,即使有心的人也處於愛莫能助之中。

    在這邊,我在回看自己以往寫下的軌跡。
    在這邊,我在回想何以決定學韓語、讀博士。
    在這邊,我繼續埋首研究國際關係、國家管治與糧食安保的問題。
    在這邊,我在計劃將來的路,思考自己可以做的事、應該做的事。
    在這邊,我在提醒自己不要因為要獲得別人的尊重而放棄期待已久的目的地。
    在這邊,我其實也在盤算旅程的困難和風險。

    在這邊,我正慢慢的準備自己,向一直存留在思海中的那邊出發。
    旅程往後的所見所聞,容後揭曉。 


    金大中走了 太陽從北方升起 DMZ – 沒痊愈的傷口下海由一邊 往另一邊汽笛北朝鮮一日速讀 其後「助言」起行

March 25, 2012

  • Didn’t we Hongkongers deserve better?

    I very seldom blog in English, especially when I talk about local issues in Hong Kong. Nonetheless, these are a few very heavy days for citizens of this small territory – who, sad to say, rather be stateless than identifying with a state that has no respect for the most basic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of its people.

    Since 1997,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 has been reunited with China. Whenever I was traveling or working abroad, I get entertained with the question, “So have things changed since the handover?” I very often answered that our government was still on the learning curve, and with many major decisions, it had been sacrificing its autonomy by passing the ball to China. The government up north, I used to believe, had little time or energy for us.

    What happened in the last few days proved that I was wrong. Fifteen years after the territory was handed back by the Brits to Communist China, we saw – in painfully obvious ways – that the autonomy of Hong Kong was being strangled in the most fundamental ways.

    With the announcement that Leung Chun-ying has been elected the next Chief Executive of Hong Kong today, its seven million people now face a major threat to its autonomy as promised by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which was at least in theory the guiding principle between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until 2047.

    The rape upon our already-limited democracy was not just a matter of who won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Of course, rumours pointing towards the possibility of Leung to be closeted CCP member was not most assuring to our ears. More disheartening, however, was the way in which unnamed hands had tampered with the electoral process. 

    First, it was understood that Beijing was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campaigning process. The electorate for this race had only 1200 members, which was hardly enough to present the seven million strong popoulation, but easily manipulated by authority. Representatives from CCP were seen contacting all the parties or sectors within its reach to vote for Leung, the one candidate among the three who had its final blessing. Political support was consolidated from pro-Beijing groups such as the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the Betterment and Progress of Hong Kong (DAB), just a few days before the election.  

    Second, there were multiple attempts by hackers to attack an internet-based poll organized to involve the rest of the citizens in showing their preference among the candidates. Organized b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poll took place two days before the election and was not expected to have a major influence on actual election results. It nonetheless suffered from possible suppression, and organizers had to set up paper and pencil voting stations at the eleventh hour. 220,000 strong persons nonetheless participated, with more than half of the votes received being blank, indicating a preference for none of the candidates.

    Third, political manipulation upon the press was also evident during the campaign. In particular, the editorial of a Chinese newspaper was reported have modified the title, words and tone of a supposedly-neutral op-ed in a way it became pro-Leung. This incident was only one of the reports here and there that the media had received calls from political brokers days before the election, trying to sway their coverage of electoral news towards a certain candidate. 

    The situation, therefore, leaves citizens unsettled about the coming five years under Leung. The question to be addressed, nonetheless, is how much sovereignty we Hongkongers really have over ourselves. Our basic law stipulates that our chief executive as well as legislature is to be elected through universal suffrage – some time between the handover and 2047. Fifteen years have gone by, and we still do not see ourselves coming any closer to this promise.

    One possible reason why we never were able to stand on our own feet probably has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Hong Kong has been piggy backing onto the booming Chinese economy, for much of the time since the handover in 1997. I do not wish to go through here the details of policies such as CEPA, which strengthened the economic ti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China, and provided great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o a few sectors in the highly capitalistic former colony. A possible price paid in these arrangements was probably political autonomy. With local businessmen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mainland capital, Chinese influence became visible in different strands of public policy, ranging from housing, transportation, all the way to finance and even constitutional issues.

    The lack of economic autonomy goes along with the delayed growth of institutions that would lay the foundation of democratic self-government. Hong Kong is still deliberating the way in which its legislature is to be elected, and to date, has yet to adopt a system where the opinion of each citizen could be equally expressed in terms of votes. The current system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biases towards members of certain business sectors, allowing them to be far more represented than others in the legislature. With pro-Chinese interests taking more seats in the legislature, steps towards greater autonomy easily becomes compromised. 

    March 25, 2012 is a day of lamentation for many Hongkongers, for we have been faced with a political future that we believe we do not deserve. Was there much that we could have done to prevent this? At this juncture I remember one Sunday in December 2005 when we took it to the streets, hoping universal suffrage to come true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in 2012. Some of us tried, but there were not enough of us. Even the pro-democracy parties had trouble figuring out what was a realistic goal that they could promise their constituencies, and thus resulted in a fracture among the camp.

    Nor were they able to agree on the suitable means to be used in achieving such goals. We remember a self-proclaimed “referendum” where five legislators resigned from the council early in 2010, and used their re-election as proxy for the electorate to show their preference for universal suffrage. The movement only gained limited support from legislators and the electorate, and depreciated the overall momentum of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At this time,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say that the battle was well-fought thus far . The most damaging point thing pro-democracy voters in Hong Kong was that there was no platform in which they could come to one agreement with their representatives on a common strategy: how much can we achieve in what kind of a time frame.

    With Leung’s election, Hongkongers come face to face with a crisis of faith.  I am not talking about faith in the centrally-planned government, but faith in the rule of the basic law, in whether it could deliver what it promises. It is important not to stall these discussions, and more importantly we must hold the new government accountable for delivering a road map to the goal of universal suffrage, however difficult it might be. 


March 21, 2012

  • 福島 一年之後 II

    (續上篇)

    是因為今天天氣晴朗嗎?今天遇到的災民都是比較積極的。看見屋頂上有人在做工程,我還以為是建築工人。原來這戶的住客蛭町先生本來從事建築,因此他正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房子自行加工。

    「我本來在東電外判的工程公司工作,但還沒有拿到公司發放的休業保險金呢。不是申請麻煩,而是我根本不知公司到底是否還存在。我不清楚如何與公司負責人取得聯絡,聽說老闆在岩城,現在用自己的私人住址辦公。幸好,政府發放的失業救濟拿到了,而且比原定的援助期限延長了。」

    蛭町先生的房子附近有一個太陽能的輻射探測計,但他還是不太放心,所以隨身帶有私伙的探測計,他還為我示範如何操作。剛巧在另一邊,看見四位家庭主婦正談得興高采烈。

    「去年今日,就是這樣的天氣,早上非常和暖。到了下午天氣就突然轉冷,到兩時多地震前就下起雪來。今年的冬天,這裡下雪也特別多。我們本來居住的富岡町因為位於海邊,所以下雪比較少,搬來這裡的時候覺得雪很多,很寒冷。不過,漸漸也適應過來了。這裡有280個家庭居住,雖然跟以前的朋友們都逼迫分離了,但現在我們都認識了很多新朋友。不過最苦惱的,還是不知道要在這裡要住到甚麼時候。」

    燕瘦環肥的臨時住宅中,充斥著各色各樣的人物和表情,有得比較消極,有些則比較樂天,但他們都同樣經歷的生命中的巨變。 今天是那巨變以來剛好一年的日子,有義工來到這個地方為他們提供免費的膳食和衣物,並一起舉行祝禱會。來自外界的關懷,居民是感受得到的。不過,無論這些外界的朋友是表現得如何真摯和親切,始終都無法感受到他們所經歷過的困難。

    記得探訪過程中,有一對年老的夫婦,一邊說自己四肢乏力,一邊向政府派來的一份調查問卷顯得束手無策。 這份問卷非常詳細,詳細得令一些老人覺得是故意的刁難,使人無法完成,藉故漠視民意。就當這份問卷是出於真心,它對於我們這些在受災人士當中來來往往的外來人都是一個提醒:就算我們要理解、要關懷他們,都要想清楚應該用甚麼方法,原因是外界跟他們接觸的一舉一動,其實都在繼續影響他們對於重建生活的想法和意志。

    婆婆在我們到訪時,端出來的不是茶也不是汽水,而是那種茶色玻璃小瓶裝、增強能量的飲品。在我眼中,這從來不是招呼人客的飲品。然而婆婆解釋說,他們現在覺得很乏力,就是只喝這個飲料提神。說到這裡,就已經明白流離失所是何等疲累的一件事情了。

    故鄉受到輻射污染,在外流離的日子恐怕還有一段時間。究竟還要喝多少瓶能量飲品才能撐到回家的一天呢?想到這裡,雖然知道樂天知命的性格對於面對人生逆轉會有幫助,但也不知應憑甚麼去叫這些災民積極面對人生了。


March 19, 2012

  • 福島 一年之後 I


    當接受了香港電台《十萬八千里》這個採訪東日本大地震的任務的時候,其實一時間對於應該看甚麼,跟甚麼人談等等的問題,的確有一種無從入手的感覺。

    採訪災後情況,很多人會以為一定是去拍些頹垣敗瓦的照片回來。沒錯,的確很多的地方還未得重建。但走進一個沒有人居住的社區,這是讓大家的眼鏡受到震撼真的意思嗎?再者,如果關注的是福島,很多接近核電廠的社區仍然對外封閉,也不是我可以隨便進入。

    本來在這些地方居住的人到了哪裡去?大家在努力重建自己的生活嗎?即使未能回家也能振作起來嗎?想起這些問題的時候,便想到臨時住宅探訪受災的朋友們。二月下旬跟金子先生做訪問之後,就請他代為安排到福島採訪的事情。差不多兩個星期過去了,還是音訊全無。心急起來,開始自己去找臨時住宅的資料。

    臨時住宅在日語稱為「仮設住宅」,建設工作自去年大地震發生後不久就已經開始。直到現在為止,估計有34萬災民仍然在臨時住宅中居住。單看外觀的話,其實臨時住宅並不足以為人所詬病。畢竟,相比起很多發展中國家的住房,這些平方還是要優勝得多,更有洗衣機、電視、雪櫃、冷暖氣等基本電器提供。

    不過令災民卻步的,卻是他們遷入臨時住宅時,本來建立了的人際網絡就無法保留,變得四分五裂。新的鄰居,都不是幾十年來一起共處的街坊,要重新適應也必須時間和精力。對於身心俱疲的災民來說,要建立關係就可能更困難了。

    另外,對於東京人來說,這些房子的大小是還可以的。相信不少香港朋友同樣會覺得這些房子不錯,住在裡面一點不辛苦。不過,對於在農村寬敞大宅生活慣的災民來說,就顯得狹小非常,往往讓他們有被困在籠裡的感覺。

    雖然出發前三天才落實行程,但結果我還是很幸運的得到金子先生太太作嚮導,在3月10日、11日兩天到福島採訪。當天來到福島縣岩城市時,我探訪的第一個受災家庭就是住在上述這種比較狹小的臨時住宅中。 森川夫婦已經年過七十,自電廠意外發生以來已經先後到六個地方避難,最後在去年秋季遷來了現在的臨時住宅。即使已經過了半年,但夫婦倆還是無法適應臨時住宅的生活。

    知道有人來採訪,森川先生就先把自己的不滿一一寫好,更用電腦打印出來招呼我。森川先生雖然當起臨時住宅區自治會的會長,會為鄰居們組織耕種、賞櫻花等等的活動, 但也是因為眼見多位居民因身心缺乏伸展而生病,而醫療設施遙遠而缺乏才自動請纓。言語之間,他還是充份展現出對於政府和東電的不滿,以及對於未來的消極。

    「甚麼希望,甚麼夢想都沒有了。合上眼睡覺的時候也寧可不再醒來。日本政府根本不讓我們知道真相,我們這些受核災影響的,根本無法相信情況已經受到控制。正因為甚麼希望,甚麼夢想都沒有了,所以也沒有甚麼話好說。還是最好快一點把賠償金給我們。 」

    雖然說沒有話說,但當我請森川太太說出她的想法時,森川先生和金子先生兩個大男人還是無法住口,好不容易才聽到女士的聲音。
     
    「在臨時住宅找朋友是挺困難的,因為大家都躲在房子裡面看電視和喝茶,完全不到室外活動。我本來也覺得沒有其他辦法,只能過像困在一個箱子裡面的生活。不過,卻有一個比我還要年長的婆婆來找我,問我去不去散步。於是,每天九點多,我們都去散步三十分鐘。就是這樣的,總算認識了三個朋友。現在我們早上、黃昏都會散步,邊走邊說,現在已算是最大樂趣了。」


     
    離開岩城,我先後到了三個不同的臨時住宅區,比較起來其實質素其實頗為參差的。有些住宅區,的確給人困在箱子裡的感覺,有些則比較寬敞,間隔也沒有那麼侷促的感覺。有些則位置偏遠,附近購物設施不多,但有些卻有自己的居民中心,鄰近其他社區設施等等。但房子的分配卻是以抽籤決定,當被分配條件較差的房子,心結就自然更加難以解開了。

    當天晚上,我在郡山市的一所臨時住宅過夜。被分配到這房子的豬狩先生因為各種原因選擇自掏腰包另租一間房子,而臨時房子只用來放置以前經營車房時的工具和零件,以及當作孩子的自修室使用。據他指出,其實目前有不少的臨時住宅丟空了,相信與當局的計算失準,以及房屋未能滿足災民需要有關。

    話雖如此,其實他被分配到的一間臨時住宅還是相當舒適的。好好的睡了一覺,第二天醒來往外走走,我還有機會跟這裡的居民聊聊。

    (待續…)


    以上部份內容已於2012.3.17的《十萬八千里》節目中播出。請按此重溫節目!再次感謝香港電台准許我在網誌上刊出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