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上篇）

Q：那麼，自災害以來，你覺得大家在情緒方面如何？有無甚麼明顯的變化？

A：我相信，有不少人患上憂鬱症。當失去所有的時候，沒有了家園，沒有了工作，甚至沒有了家人，你跟他說要努力、要忍耐，表面上他會包容，但其實因為令他覺得沮喪的事情實在太多，在這時候我都變得很抑鬱。既沒有了工作，又不知甚麼時候才能回去，朋友等都全部受災無法聯絡，這是令人很難受的。 因此有不少人得了憂鬱症，沒有體驗過是很難明白的。 當你看見本來平坦堅硬的道路變成波濤一樣的形狀，千瘡百孔，車也不能行走，到處都是瓦礫，房子倒塌…… 之後我也試過幾次開車會到老家，雖然沒有像初次撤離的時候一樣的大擠塞，但回到當地時要重新認路非常困難。不過，現在道路已經修復了，能夠行車。 

災害之後，覺得無法再次站起來的人很多。雖然也有人懷有希望，但只是佔少數，大部分的人都已經放棄。國家和東電都沒有對策，東北的人們都在忍耐，但相信快到了忍耐的極限。

Q：有沒有其他健康的問題出現？

A：在臨時房屋居住的災民都缺乏運動的機會，因此容易患病。有些災民自遷進體育館以來，就一直足不出戶，直到10月才搬進臨時房屋。體育館的空間很有限，大家都住在紙皮盒裡面，缺乏伸展，身體也變得軟弱。至於臨時房屋，運動設施當然缺乏，但普遍都比較狹小（岩城的為4疊半）。

Q：避難以來，自己最擔心的是甚麼？

A：最擔心的還是自己的家吧。因為變得非常的破落了，土地和房屋現在都變成了沒有價值的資產，不能賣也沒有人買。暫時提供的賠償都只是生活費的補助，卻沒有對土地和房屋的損失作出賠償，因此都無法展開新的生活。另外，孩子們的上學問題，因為無法回到原居地，孩子們都被迫跟朋友分開，對於他們的成長來說，也無疑是一個陰影。小朋友身上都要佩戴一個量度放射線量的儀器，定期讓監察人員套取數據，以確保他們沒有身處於輻射過高的環境中。為免接觸到輻射，他們都無法到戶外嬉戲了。不能踢足球，也不能打棒球，只能留在家中。

Q：那麼有沒有覺得從這次災害學會了甚麼呢？

A：人生裡面，真的有些事情是你意想不到的。 連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情，是真的會發生的，而且說不定明天就發生在自己身上。就像我，我也從無想過自己會經歷如此嚴重的地震和海嘯，然後瑟縮在體育館內的毛氈當中。亦因為有這樣的體驗，大家才體察到家庭關係的重要，明白世上有比錢更重要的東西。發生這樣的事情當然大家也不想，但無可否認，它令東北的人感受到來自各方的善心幫助，而且非常感激。

離開福島避難的災民，大概不會太清楚捐款的用途了。但估計這次籌集得來的捐款，一般都已用到留在當地的災民身上了。

Q：如果現時可以讓你實現一個願望，你會選擇甚麼？

A：最想的當然是回到老家，看見大家表情如舊。因為我們的社群已經被破壞，好像變成了一個沒有朋友的城市。所以，最想的還是回復以前一樣的生活，大家能夠有工做，住在自己的房屋裡面。但很多人都選擇放棄，就連隔鄰川內村的村長請求村民回家，他們也無動於衷……

Q：最後請給香港的朋友說一點你的感言。

各位，我是受核電廠意外影響的福島縣富岡町的金子，受災地目前的狀況跟去年三月十一日完全沒有分別，剩下來的動物也要餓死了。市內仍然有輻射的問題，究竟何時才能夠修復，仍然完全未有概念，因此我們只是在過一些看不見將來的生活。國家、東電對於我們都沒有作出任何補償，就算有都只是一些象徵式的給予，但我們災民需要的是真正能夠讓我們重建生活的補償，因此我很想香港的朋友可以明白我們的處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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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金子先生一席話之後，我覺得他對政府的不滿比我想像中強烈。金子先生近乎控訴的辭令，跟我一向認識，善於忍耐的日本人性格都有一點出入。

訪問完成後，我請金子先生代為安排到福島採訪的事情。不過因為地震一週年，外國傳媒的採訪需求也特多，金子先生一時應接不暇。他本來叫我坐他的車到福島，但到了3月6日仍然沒有落實行程。我本來打算自己計劃行程，乘公共交通去算了。誰知，他真的守了承諾，3月8日時確認了我們到福島兩天的行程。結果，造就了我這次福島之行，採訪臨時住宅的情況。在這裡再次感謝金子先生接受我的訪問，以及為這次採訪而作的所有安排。

應香港電台同事節目監製陳燕萍邀請，這次我為國際時事節目《十萬八千里》擔任特派通訊員，採訪日本自去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一年後的情況。第一集節目已於剛過去的星期六（3月10日）播出，節目內容包括一些訪問聲音片段，由一位由福島逃難來到橫濱的金子健司先生親口講述自己逃難的經過，還有受災地的一些近況。由於節目時間有限，未能把金子先生口述的一一向各位觀眾轉達，在這裡把我和金子先生之間的對話全文分上下兩回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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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2.2.23
地點：橫濱火車站某咖啡室

Q：是甚麼時候來到橫濱避難的？為甚麼會來這裡呢？

A：我和太太是6月8日來到橫濱的。 3月11日發生震災後，第二天發電廠就爆炸了。當時我們還在離開電廠不夠10公里的家裡， 當時沒有水沒有電，只能靠蠟燭和電筒生活。因為生活困難，所以我們就去了附近川內村的體育館避難。但因為該處已經擠滿了人走不進去，所以就要到30公里以外的小野山町民體育館暫住。 但直到三月底，這個住了400人的體育館仍然沒有洗澡用的熱水。但最終自衛隊還是以放射線量超標為理由，著我們離開小野山。

結果，我在被破壞的公路上開了14小時的車去東京，在女兒在新宿的家裡暫住。如果是東京沒有親友的災民，就要自費到各處的親戚家裡暫避，而我的父母則在福島一個叫田村郡的地方避難。

由於女兒的房子比較狹小，不夠三個人居住，亦不想影響女兒學習，所以我們後來就入住了轉用作收容災民的橫濱市營住宅，那裡大約住了40個家庭。現時在橫濱所屬的神奈川縣的大概有避難者2600人，但不及東京都的9000人和山形縣的13000人之多。 這是一個月前的數字，但估計一年以來回到原居地的人並不多，因此這數字跟最高峰的時期分別不大。

Q：不能回到受災地的原因是因為太接近發電廠嗎？

A：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受災地沒有工作，很多企業都已經被埋在瓦礫當中。大公司的工場一般都不會設在福島沿岸，我們鎮上的漁業、商店等等都無法繼續經營。

一般災民在避難的時候很少會從事其他兼職。最主要是因為災民並不容易在避難的城市找到職位空缺。所以這是一個惡性循環，政府一直沒有創造就業機會，當災民一直的往外避難，就想工作都沒有辦法。

至於在避難期間有沒有收入的援助，這就因災民的身份而異。因為我們是核電廠意外的災民，東京電力會提供某程度的保障，比如說是每半年發放一次的生活費。至於一般地震海嘯災民，暫時則是靠政府的失業救濟度日。然而，沒完沒了的援助，始終有耗盡的一天，恐怕到時有很多人會自殺。

Q：那麼，看來大家都沒有回到受災地的計劃。但是，富岡町跟核電廠那麼接近，即使有計劃回去，那地方真的還適合人居住嗎？

A：現時最大的問題，是還未進行輻射清理。清理的確是可能的…… 但主要限於學校、醫院等等公共的設施。至於戶外環境，例如山林、農田等等其實都無法清理。特別是年輕小孩還未成長的家庭，他們絕對不能回去。因此即使重建起來，人口也可能會減半，究竟需要五年、十年、還是二十年才能回復原狀，這真的不好說。相信回去的，只有年紀大的，不怕死的老人家。

Q：那麼，要是金子先生要是有其他選擇的話，是不是都不想回去？

A：我想是一半一半吧。我想我也希望為將來的世代改善該處的環境，只是，暫時連食水供應也有問題。我想這個最少也要花上三年以上才能解決，甚至可能三年後也跟現時情況差不多。

Q：那麼你認為目前政府及有關方面提供的援助足夠嗎？

A：完全不夠，情況是很差的。 我認為這是國家的責任，但國家又將責任推卸給東京電力。那究竟是誰把土地和家園賠償給災民呢？只是每次給人三十萬日元的生活費，這能買甚麼呢？國家又沒有給予任何補助去讓人重建生活，因此只能繼續在臨時房屋裡面居住。雖然暫時不用付房租，但我還要付我在福島那房子的按揭呢！因此，國家和東電一天不賠償，我們都不知可以怎樣。這一點請你讓香港的聽眾們知道。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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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訪問內容純屬受訪者個人意見

今天，為了一個特別的原因而買了一疊白紙。其實只是一疊尋常不過，包裝稍為別緻一點的A4紙。突然買這一疊白紙，可以有很多解讀的方法。說是解讀方法，倒不如說是我選購這疊紙時的一些考慮。

學校的打印機是使用再造紙的。現在的再造紙有些可以漂得很潔白，但可惜我學校那種是顏色帶黃，而且紙質比較單薄的那種再造紙。對於某些用途來說，可能不太適合。  我其實的確有猶疑過，是否真的需要買這疊紙。本來想很經濟的在100圓商店了事，但萬萬想不到，它竟然只剩下顏色的A4紙。於是，我在返校途中於附近的一個商場下車，在正規的文具店選購。

這樣為了三數頁而去買一疊紙，算不算是大費周章，甚至有點矯揉呢？還是相反，是出於對於這份文件，以及收信一方的尊重？很明顯，當我走了兩間商店才買下現在的這一疊紙，證明事情的輕重令我覺得這一點不麻煩，也不造作。

到了文具店，面前有很多選擇，價錢也不便宜。眾多商品之中，最後是兩疊紙的角力。一疊450日圓／250張的，另一疊是280日圓／100張。比較厚的一疊用厚度標示紙質，而比較薄的一疊則用重量標示。因為沒法用手觸摸，我根本無從比較。最後，我選了的100張的那一疊。雖然每張紙的價錢比較貴，但因為我用的次數不會很多，故不想浪費。不過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看見那疊紙是日本製造的。

不選擇中國製造，比較廉價的一疊，不是因為它品質一定比較差。不過，如果把紙張當作土產、手信來看待，選擇日本製造的紙張是有理由的。我當然不會誇張得用那些別具風味和紙來打印，但選一疊日本紙，既比較能夠代表自己現在身處的環境，所受的培訓，也令事情顯得更莊重。因此就這樣決定了。

做這麼多，其實可能都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不過，這疊紙對我來說是有特別意義的。因為，它的確是通往人生一個新階段的路口，它象徵的是一個機會。稱得上是機會的，當中自然有得亦有失。過往很多的經歷，既可以是資產，亦可以是包袱。不過，這一刻我需要的是用一個全新的視角去看清這機會。因此，我希望可以抿除的過往所有不好的經歷，讓心智變得如白紙一樣，重新出發。

另外一點，就是近日社會上炒得熱烘的話題：黑材料。一個人踏足社會久了，即使未至於一定追名逐利，但當醜惡、令人沮喪的東西見得多了，生命中有形的、無形的的黑材料也就自然的慢慢累積起來。黑材料的存在，並不一定意味我們好像那些名人一樣闖了甚麼大禍。更多時，它只是令我們做人處事的動機變得不純潔，使我們陷於灰色地帶的迷失之中，落得懷疑自己、討厭自己的下場。一疊白紙，在這情況下也是一種警示，叫自己時刻保持醒覺，要為正確的動機而行事。

寫到這裡，可能大家已經猜到我買這一疊紙的用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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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因為深夜回家時又冷又餓，所以在下車後，一個人去了車站前的居酒屋。

住了三浦半年，這家居酒屋的經營者已經認得我，特別是年輕的少主，昨天看見我時更說「很久沒見」，好像跟朋友相聚一樣呢。

不過，其實昨晚是我來日本兩年多以來第一次一個人在晚上走進居酒屋裡。這家店，我是比較多去吃午飯的，光顧的是定食而甚少喝酒。至於晚上光顧，則一定是有香港朋友來訪的時候。

不喜歡一個人去飲酒，是因為覺得那是寂寞叔父才做的頹廢行為。不過，昨天晚飯已經吃過拉麵不想再吃，又不想離開車站太遠，就只能選擇三家居酒屋的其中一家，那當然就是選一家比較熟絡的。

點了三條串燒，來了一小瓶清酒，自斟自飲但感覺又不是那麼負面。身邊有位喝得半醉的叔父，其實已經跟他在這店內見過幾次面，連續唱了幾首卡拉OK。他選的曲都比較舊，有好幾首還有粵語改編版本，所以在忍受他帶醉的歌喉時卻又有點親切。

這家居酒屋熟客很多，為了方便選曲，少主做了一本記事本，內有每一位熟客經常選唱的歌曲名單。我把這名單笑稱為「Greatest Hits」。其實，這樣做是別有用心的，因為歌名旁邊還有一個數字，選曲的時候，少主就是要輸入這個數字。因此，有了記事本，播歌就可以快得多了。真的為客人設想周到呢！

近年日本人都有很多機會接觸中華文化，所以很多時見面的時候他們都會駛出一兩句普通話。昨天也不例外，跟很多時一樣，我也教了少主和兼職的女侍應（正經的那種）用普通話講他們的名字。

他們問我叫甚麼名字。其實我們都稱少主為「ユーちゃん（YU-chan）」，因為他名叫「祐一」，Yu-chan就是「祐仔」的意思。 一時間，身份認同的問題又來了。應該像日本人般只用姓，介紹自己姓方，還是有點不知怎樣的洋名「Arnold」呢？我帶點尷尬，但要一個我稱他為「祐仔」的人把我稱為方先生還是覺得太生外。還是乾脆告訴他們香港以前是殖民地，所以我們有英文名，更拿出身份證對照呢。

不知怎的，這時候身旁的叔父突然在說「Hong Kong」。我以為他是在說英文，怎是他告訴我他是說「中文」。心裡盤算，他一定是想用廣東話講「香港」二字，但出來的效果卻跟英文甚至是日文的「ホンコン（發音為Hon Kon）」無異。我心血來潮教大家發音…

「Er！」

他怎樣嘗試，給我的不是一個「Ah」音，就是「Or」音。

幾經辛苦，才發出一個「Er」音。跟者，我教他們在「Er」前面加上「H」，再在後面加上「ng」。總是在不太認真的時候才能將這個「香」字年出來。 到加上「港」字的時候，「香」又重新讀錯了。娛樂性都很是豐富。

就是這樣，我坐到午夜過後才歸家。結賬的時候，剛剛看見尾班車駛過。叔父住的距離店舖一個站的地方，他怎樣歸家呢？祐仔說，他一般都會逗留至打烊的時候，開車送一送他就是了。

昨晚之前，很怕一個人去居酒屋飲酒。我跟祐仔解釋，是因為每家居酒屋都有不同的氣氛，一個人走進不熟悉的環境裡，可能比在家中開酒更覺得寂寞。但現在終於明白，居酒屋確實是一個可以令人有一點溫暖的地方。難怪有這麼多客人索性將酒一整瓶的買下存放在居酒屋裡，他們只是「回家喝酒」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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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首先是網上一連串關於大陸孕婦來港產子被指是「蝗蟲」的討論，然後是昨天在中國外交課上跟一個當晚曾經到過天安門廣場的北大教授談到六四事件，繼而是今天早上一位親友問到我關於「intellectual turning point」一詞，我在Google搜索，竟然被引導到「五四運動」的維基網頁。面對即將來臨的畢業，其實不免會想到自己重回社會上，想擔當的是一個甚麼的角色，而周圍會給我的又是甚麼樣的機會。自己希望影響的又是一個怎樣的群體？是希望回到土生土長的香港去，還是繼續嘗試為發展中國家生活更艱難的人做點事？ 這一切，好想有意無意的在牽動自己的思緒。

無疑地，看著一群會將自己的國內同胞概括地稱為「蝗蟲」的香港朋友，我是覺得有點失望的。有朋友說，大家是「升斗市民」不懂得那麼多道理，情緒上的發泄已經是他們僅有可以做的事，還說只有這樣才能迫政府面對問題。我卻絕不同意，大家都受過九年免費教育，不是流民，大家知道甚麼是歧視性行為。沒有方法表達訴求，不是把這些錯誤行為合理化的理由。明知故犯，我會了解為一種言語上的暴力，但卻有不少人幾乎覺得這是應份的。為甚麼香港會變成這樣的一個地方呢？

或者自己是早年經常在國內工作，一直以來也有不少國內朋友，因此國民身份認同比一般香港人要強。即使說「一國兩制」，也是在不損害「一國」這個條件之下去談。即使看見很多人將國內同胞在香港地鐵上的「屎屎尿尿」照片張貼出來，覺得討厭的同時，其實還是有一點同情之心的。國內同胞仍然是這個質素，其實跟他們多年以來所過的生活，還有牽著他們走的政府也有關係。面對他們的這種落後，心理還是抱有一種樂觀，覺得他們有機會隨後趕上的。 

只是，最近一兩年我才發現，跟我有相同想法的香港人，可能是非常少數。我也覺得搞不清楚， 大家是不想跟這些國內同胞擁有相同國籍，還是大家把對於中共政府的失望和不滿發泄在來港的中國國民身上。 我明白大家鬥非常怨恨中共政府箝制我們香港的民主發展，但我也明白中共政府不論他是否真正尊重「一國兩制」也不會容許香港和國內的政治落差越來越遠的這個事實。

這個矛盾，是我們香港人始終要面對的。要維持「一國兩制」，不成文的條件就是兩制最終能走向統一。在國內沒有明顯民主化步伐的情況下，要香港單獨的向前走，跟國內越走越遠，恐怕唯有放棄「一國」。

再從經濟層面看，當國內資金不斷湧入，刺激了房地產市場和零售業。租金樓價向上，薪水依舊，香港市民當然因此認為中港之間那條千瘡百孔的分界令自己的生活沒有保障，八十後只求一個簡單居所也沒有希望。當高鐵造就一小時生活圈的同時，很多本來在香港境內居住的人就會被迫遷往內地。但當香港慢慢被融合成中國的一個城市的時候，這種因應市場力量而發生的洗牌卻是無可避免。要逃過這個命運，唯一可做的就是重新界定香港和中國大陸之間那條分界線的性質。

我個人的想法是，不能長相廝守固然是可惜，但勉強沒有幸福的話，就不如好心分手走向獨立。問題是，我們香港人準備好撫心自問沒有？一旦摸清自己心中所向，我們又願意花多少的代價去把願景變成真實呢？ 就算要流血也覺得值得嗎？

提出這些問題，並不代表我有答案。這是一些需要大家一起發聲，一起回答的問題。提出這個可能性，只是因為我不想看見香港人沒完沒了的在抱怨，更不忍看見一國人民彼此對罵，將口沫變成槍林彈雨。某程度，這也是本著一種側忍之心，不想看見大家繼續彼此逼迫的精神。

我不知道我們是否已經來到一場革命長跑的起點邊緣，但了解一下彼此心中的目標，是否願意去跑也沒有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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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大年初一的晚上，去了橫須賀的一家咖啡店為論文開工。由於中午已經在外出用膳，因此決定一個人回家做點晚餐。奈何，寒冷天氣實在令人懶得做飯。於是就到超市買點簡單的材料，給自己弄一個簡單的牛肉鍋。

其實這個所謂的牛肉鍋並不是我們香港人常說的打邊爐。曾經在商店看見有些小型的罐裝氣體爐，適合一個人打邊爐使用，但畢竟不是留在日本很久，加上之前住在宿舍不許生火，所以就沒有購買。因此，這個簡單的牛肉鍋，也不過是用一個金屬的小鍋放在廚房的爐頭上，然後把火鍋用料煮熟，再整鍋的端在飯桌上而已。

記得以前在香港的快餐店也有一人一鍋這種料理。我其實是極少享用的，因為自小以來，吃火鍋都是一夥人吃的，不是朋友就是家人。如果一個人在餐廳邊煮邊吃，就反而有點不知就裡，無所適從的感覺。長大了，不再怕一個人吃飯，但對於一個人在外邊吃火鍋是仍然有保留的。

來到日本，知道便利店裡有一些用錫盤包裝的火鍋料。這些錫盤可以放在爐頭上直接加熱，所以就可以充當一個吃完即棄的火鍋。只要加水，加熱約十分鍾就可以食用，十分方便。我在一月份回來日本以後就已經吃了兩三次，更買過一種冷凍的鍋燒烏冬麵，連水也不用加。頓時間，一人火鍋變了我今年這特別寒冷冬日的Heavy Rotation，甚麼恐懼也沒有了。

很可惜，年初一的這個鍋實在吃得不是味兒。自從買了iPhone以來，我就有了把自己手作的料理拍下來用Whatsapp傳給朋友的怪癖。我把照片發給一個正在去拜年的朋友，他竟然回覆說：「一個人吃太多了！」 這句說話頓時間把我所有對於一人火鍋的抗拒都勾回來，我亦毫不猶疑的以髒話回覆，衷心感謝這位朋友提醒我，在大年初一也不過是孤獨火鍋！

我承認作為一個男人我是非常過敏，但難道對於一個人在異鄉的留學生就不可以細心一點麼？況且，買回來的材料要分幾次食用也不易，我也要顧及實際需要吧！

一個人的火鍋，怎樣方便味美，充其量也不過是一種現實主義的產物。昨天又是非常寒冷的一個星期天，我和一位泰國同學和他的日籍女友去了吃特價的火鍋放題，有說有笑又喝了兩口酒，可以算是一雪前恥了。這才是理想的火鍋！

同場加映：
《突然想喝湯》MV （作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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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崎駿、宮崎吾朗父子的新作品公映了。 這套名為《紅花坂上的海》的動畫，以1963年的橫濱為舞台。一班中學生為了保護歷史悠久的活動大樓而進行抗爭，當中一雙男女互生情愫，卻又發生了關於彼此血緣關係的誤會。寫實的劇情，其實很適合以真人方式演繹。不過，1963年代橫濱很多的街景都已經隨著都市發展而改變，只有通過動畫的方式才可以再現了。

每次看見這類題材，還有這些不復以往的街景，其實心裡總是戚戚然的。首先，1963年距離自己的出生並不是非常久遠，這個時代亞洲城市的景色，可以說是一種我錯過了的景色。其次，就是故事裡面的人物為了古舊事物不要因為經濟發展而淪為犧牲品，都在奮力抗爭。這種抗爭，難道對我們香港人來說陌生嗎？一點也不，只是帶來絲絲的無奈而已。

這次《紅花坂上的海》的公映，可以說是一個變相由民間催生的保育運動。它跟我們香港的保育運動不同，政府並不是跟它對著幹的。反而，橫濱市政府是完完全全的擁抱這個機會，向日本全國宣傳該市作為一個港口城市的過去。於是，我們看見故事裡面出現的船舶國際信號旗在市內飄揚。我們看見電影使用的背景畫在市立的資料館中展出。我們的香港政府，會讓本土文化作主導，然後有這樣的合作嗎？不好意思，我只記得它借用麥兜來作政治宣傳。

除此之外，為配合《紅花板上的海》，橫濱市更分別以昭和30年前後的市貌為主題舉辦了三個圖片展覽。也就是因為被這套電影所推動，我才認認真真的想把過去橫濱看一趟，繼而來到橫濱開港資料館。這裡前身是英國總領事館，今次展出的是一位名為廣瀬始親的當地業餘攝影師的作品。廣瀬先生近年已九十多歲，實在感激他在年輕時把尚未發展起來的橫濱透過他的相機紀錄下來。在他的鏡頭下，我們充份了解到橫濱曾經是日本面向世界的一道大門，是一個和洋共處的地方。它的發展可能沒有東京的迅速，但起步時間較後，卻令它那些富有人情味的街角得益存活更長的時間。

在維港兩岸華洋共處的同時，獅子山下鄰里守望相助的過去，難道我們香港沒有嗎？為甚麼當今我們對外宣傳的，就只有亞洲動感之都？殖民地時期的建築物一座一座的被消滅了，舊社區的面貌也在一夜之間被改變了。我們的政府打算認認真真的作個紀錄，為後世保留嗎？它又有沒有把握機會，把我城裡這些重要的人情風貌、價值觀等向由國內外而來的旅客展示呢？

離開圖片展，步向資料館的常設展，我被一幅亞洲港口地圖提醒了。原來我們香港開埠的1841年，跟橫濱開港的1858年並相差不遠。即使香港是被割讓了，但也跟橫濱一樣是把海港開放，令遠洋船隻可以停泊，帶來貿易、商機，還有令種種外來事物得以進入城中，豐富居民的文化和生活。橫濱除了有西方的影響外，還有當年唐人聚居的中華街，正是最佳例證。

這種開放、包容、自由，本來就應該是深深的植根在香港人心裡的。然而，現在的特區政府面向中共，對殖民管治帶來的這種開放自由不再稱謝，毀屍滅跡之餘就連市民討論城市發展和表達自己想法的自由也要削減。但不知怎的，我們香港人接受外來事物的能力也越來越低。就連外地人：包括國內人和外國人想申請到港定居，大家都諸想要把他們拒諸門外。究竟我們的港口，可是從一個開放的門戶，變成一池自我封閉的死水？

要從新擁抱這種國際化的開放、包容，也許我們香港需要向橫濱參考。我們經常談到國際優勢，究竟我們這個海港除了帶來經濟增長之外，它是如何把我們的文化變得多樣化和豐盛？種種不同的建築、飲食、語文和宗教信仰，是如何通過這個港口進來的？我們的上一代又是如何的學會把它們接受？這很多很多的過往，其實都需要保留實物來作提醒，來作為下一代的教育。當我們提倡國民教育的時候，目的不應單單是如何將香港與國內接軌（難聽點說是同化），更重要的是讓香港人知道，我們這個好像橫濱一樣獨特的歷史角色，究竟可以如何加以保留和深化，以令我們現在所屬的國家變得更豐盛和多樣化。

每一個人都要先認識自己，才能清楚自己在社會上的角色。一個地方如果對於自己的身份和過往是毫不知情的話，它又如何擔當好自己在一個國家裡面的角色呢？不管為了自己，還是為了國家，我們都是時候好好的把這個港口的往事留住了。一眾本土文化人，請繼續努力向外宣揚香港獨特的歷史和文化。國家有我們要接受的想法，我們一樣有國家所需要學習擁抱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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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以前在美國相識的朋友健太郎和他的太太邀請我到他們居住的世田谷區，目的是參觀一個每逢冬天才開辦的路邊市場。到了換乘輕軌鐵路的三軒茶屋車站，看見乘車的長龍就已經心知不妙。當我們到了那個市場，簡直就是水泄不通的樣子。能夠在人群中走畢整個市場，就恐怕已經沒有甚麼心情再看甚麼貨物了。

這天來訪的遊人非常多，當中更有不少的外國人，看來這是一個一年一度的盛事了。不過我對這個市場不甚了解，到場才知道它叫做『ボロ市(Boro-ichi)』。這裡售賣的東西，其實不太吸引，跟一般售賣舊東西的跳蚤市場沒有分別。當中更有煤氣公司宣傳新的爐具，減肥食品的推廣等，給人一種雜亂的感覺。不過，如果想買廉價平民和服，又不嫌稍為殘舊的話，這裡倒是一個選擇繁多的地方。另外，如果對於五六十年前日本的玩具精品有興趣的話，花上一兩個小時，也可能會發現一些心頭好。

不過，在人堆當中走了約半小時，再加上有點肚餓，心裡開始不耐煩。這時候，健太郎還說要進去甚麼『代官』的官邸去看看。心想，人那麼多進不進也罷了。不過，卻有意外收穫。這座相等於以前鎮長居住的小屋，如今跟一座新建的鄉土資料館相連，裡面介紹了這個市場的一些典故，原來這個看不見漢字名稱的市場，其實叫作『襤褸市』，至今已有超過四百年的歷史了。

這個市場本來稱為『樂市』，於1578年開業，是一個月舉行五次的自由市集。但12年後，當這裡的城主被豊臣秀吉剿滅，就不再有官家居住。本來蓬勃的市場，亦只於歲末舉行，以滿足一些農家過冬的基本需要。幕府時代過去以後，現代的『襤褸市』變成歷史習俗，每年只開辦四天，於每年的12月15、16和1月15、16日舉行，卻吸引了大量的露天攤檔和遊人前來。

其實所謂『襤褸』，當今是一個形容詞，想不到古時原來是一個名詞，指的是一些沒有用、破舊了的布料。看見這個名稱，之前看見的殘舊和服又頓時變得恰當。當今世代，古著、爛牛仔褲變成了時尚，回想當年這些稱為襤褸的破舊衣衫卻是窮困農民用來過冬的必須品。又如今天的襤褸市變成東京居民和有人一個消閒玩樂的節目，其實很多年前這裡卻是農民獲得這些必須品的重要渠道。

在資料館中，除了圖片、文物之外，其實也展示了一些文字。這些字句，都是不同時代的文學作品裡面展現的『襤褸市』。其中一篇印象比較深刻的描繪，應該是一篇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作品。在生活條件較佳的文人眼中，這裡賣的都是無法令人覺得滿足的貨品。以襪子為例，既有穿到開了洞的，也有黑色白色被組成一對的。品質與價錢俱低，文人形容是試探農民購買力之低點的交易。說得也對，這的確是最自由的自由市場。那管是賤價的劣貨，只要它能滿足貧困人最基本的需要，就自然能成交。

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都活在現代科技當中，大部分人的冬天都變得比古時舒適得多了。當時很多人需要購買的東西，到了現今世代都已經難以想像。因此我們說冷、說餓、說累的時候，可曾想到古時的人過冬，其實要比我們現在辛苦得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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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自八十年代就已經有人在問的問題：一個冰山到底有沒有可能有大火呢？

本來是一個退下火線、久不久才寫歌的音樂人，遠離了的一個已經令人心灰意冷的音樂圈，一個被認定是文化沙漠、瀕死的城市，當中住著的是一群被指心理好像羊群的人，只懂當被動、反應冷淡的旁觀者。

這一切加起來好像一個冰山。 

想不到，先是日本的寒冷的冬天帶來靈感，再加上一班為了音樂、為了創作無私地群策群力的朋友，成就了《冬密語》，成就了彼此心中對於文化藝術點點火熱的一個實踐。而且，在正規的場館中、在網絡上與人分享還不夠，跟一起懷著冒險的心把它帶到街上。

繼而，電視上出現一個十年不見一遇的故事，將周圍每個人心裡潛在的一股熱呼喚出來。這種熱，是一眾人對於心中理想、對於一個自由、沒有束縛的文化空間的渴求。這種熱，是一種對於「和諧」真正意義的醒覺，一種決心撥亂反正的精神。各人都開始尋找我們心裡真正渴求的那個《天與地》。 

冰山上各處終於放了燃料。

當其中的幾個年輕人在鬧市的一角用音樂築起他們的一個小小天地，手握權力的人來阻撓的時候，就好像一根火柴把燃料點著。然後，透過網絡這條我們看不見的藥引，各處所有燃料也被點著。

結果，冰山真的出現了大火，放火燒山的人不只是我。

見證是重要，但不要只是離遠觀看。還得想像一下，這場大火可以燒出甚麼來。要知雖然火光熊熊，但要對抗的畢竟還是一個闊大的冰山。我們要燒熔的是它的一角，還是要把它徹底的熔掉？這需要多少的時間，多少的堅持呢？作為燃料的我們每一個，準備好付出沒有？

有想像過，這厚厚的冰層融化之後，下面會有甚麼發現嗎？當我們重新擁有發聲、表達自己的空間之後，顯露出來的又應該是一套怎樣的願景？這一套本來被冰山蓋著的核心價值，應該包括一些甚麼？   

但願沒有了冰塊，露出來的不會只是登山者的屍體。當我們每一人都是燃料，冰和火消退之後，留下來的就看我們是甚麼料子。

讓我們繼續留聲，繼續創作，使冰山變成土壤，給它一個春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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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看見自己在街頭表演音樂然後被警方叫停問話的片段在網上瘋傳，心情其實很複雜。對於網上很多人來說，這反映了香港對於文化藝術是如何的缺乏包容。對於我來說，更無可避免，是想到十多年前，我由一個準備向主流樂壇自薦做創作人的大學生開始，走向自己開闢表達空間，成為獨立音樂人的一段長路。

沒錯，能表現自己的空間真的很狹小，甚至是越來越狹小。但我相信，我在這狹小的空間之中已經成長起來。 

一直相信，音樂能夠幫助人從生命的低谷之中爬起來，所以就開始了創作。特別是對於歌詞方面，一向有自己的堅持。有了作品，就當然希望發表。當時萬萬想不到，要在主流樂壇之中發表作品，卻遠遠不如自己想像的容易。最大的問題是，商業的音樂製作，需要的樂曲並不是自己要寫的東西。嘗試迎合，學習在做自己喜歡的音樂的同時也試寫K歌。屢次失敗換來的只是一整年的創作膠著。

後來發現這事情是不能做下去了，剛巧多了互聯網這個能讓音樂人發表作品的渠道，於是就開始了獨立音樂創作。當一切是在網上做的時候，其實是覺得順利、能得到滿足感的。不過，當覺得重建了點點信心，嘗試從網上把音樂帶暉香港的現實世界裡，卻又是寸歩難行的。說支持獨立音樂人的電台，其實支持的都只是跟唱片騎師關係友好的那幾位。當他們選定了自己的寵兒之後，其他音樂人都難免多了被比較的壓力。最後的結論是，主流媒體還是不能投靠的。

於是一切又回到互聯網上。再不，還是修心養性的到外國工作去了，但到底音樂還是放不下。 

過了三年、五年，人是大了，經歷、積蓄也稍稍多了。輾轉的，我又回到音樂的世界裡。今年，回到香港跟朋友們搞我們的《冬密語》企劃，已經有了心裡準備。CD市道不好，就讓人免費下載算了，那管是自資製作無法獲得回報。電台不播歌，作品派了台就不管它是否石沉大海。就連以前負責宣傳的同事也說，現在報章雜誌的記者都覺得談音樂缺乏話題性。那也沒有他辦法，連訪問也不做算了，畢竟要宣傳還有Facebook和YouTube。

但一個音樂人的份內事，卻是為自己的作品注入生命。當媒體已經無法將自己的作品帶到觀眾的耳邊，我能夠做的就是通過現場演出直接的、有血有肉的帶給他們。慶幸現在我能夠為自己的音樂作出少少的投資，上月舉行了一場小型的音樂會，而且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門票都售清了。然而，進場聽音樂的很多都是本來認識我的人。為了能接觸更多新的觀眾朋友，我決定走到街上。這只是用來代替主流歌手通過公司銀彈宣傳而在電台獲得的播放率而已。  

有些人說在街上演出是一種淪落，甚至跟行乞沒有分別。對於我來說，卻是一種實力的磨鍊和考驗。要在繁忙的街道上留住途人，其實一點也不容易。有時，除了自己原創的作品之外，多演奏一些能讓別人有共鳴的作品也是需要的，畢竟有了觀眾，一場演出才成立。街頭演出，考驗的就是一個表演者留住觀眾的能力。

就在數日前的電視劇《天與地》的大結局中，我終於更深入的認識了《年少無知》這首作品。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很多時對於一些過往的堅持都被迫妥協，甚至是放棄自己的夢想。不論是社會政治環境還是電台傳媒生態，其實都時刻將我們的思想行為創作觀點同化。到了最後，能夠對自己說一聲「我真的堅持過」的，其實是很幸福／幸運的少數。單是這一點，就已經值得拿出來分享，好讓這種能量可以感染其他人。 

沒想到，香港就是連這樣的空間也沒有。唱了自己想唱的歌，群眾來了，但警察也來了。 結果，我們還是選擇離開了。

也許讓步讓得太早。也許我們應該讓觀眾有一個表態的機會。也許離開與否應該是一個民主的決定，而不是警方的決定。要是投訴我們的人真的覺得我們阻塞街道，我們大可以請街上的觀眾朋友跟我們親密一些，好讓其他途人有多點空間走路。人遇到壓力時，有時就是堅持和急才都不夠。

不能不說，經過此事的我被洗禮了。我成為一個真正上過街，遇到過攔阻的音樂人。這是很多主流音樂人都沒有的表演經驗。

不能不說，經過此事的我也上了一課。下次遇到強權壓迫的時候，讓步之前要記得讓所有群眾給大家做決定。

如果活著能坦白，以上就是我要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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